外交无小事——忆“雅典事件”

 

作者简介    

周伯萍 1964年入外交学院学习，后任驻坦桑尼亚大使馆政务参赞，驻希腊、阿尔及利亚、扎伊尔大使。

1973年5月7日，我赴希腊外交部商定马卡雷佐斯副首相访华计划，事毕已是13点15分。返馆途中，看到附近街道警哨、车辆比平时增多，显示有重要外事活动。我问翻译是怎么回事，他也不清楚。回官邸后，我要翻译去使馆查看请帖。碰巧那天值班的同志刚学英语，看到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一张请帖，大使名叫科威克，第一个字母是K字，他误认为是科威特大使馆请帖，也未注意日期是次日中午，见翻译匆匆回来，随口问是否从科威特使馆招待会上回来？

翻译因而认为刚才途中所见就是科威特使馆国庆招待会，匆匆看一眼请帖，时间是12点到13点半，离散场只有10分钟，更加着慌，没看日期，就扔下请帖跑来找我，说是科威特大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有请帖邀我参加，他忘了登记，出了岔子，时间只剩10分钟，科馆就在附近，问我怎么办？我一听也很着急，未加思索就决定立即赶去。当时我刚端起饭碗，尚未换装，便仓促登车前往。

按照正常的办事程序，大使外出参加活动，翻译事先需将请帖送大使过目，并报告有关情况，未去过的地方，还应与司机一道先去探明道路。我当时匆忙中未索看请帖，也未问翻译、司机是否认识路。事实上，科威特大使馆在我们使馆西北，他们都未去过，不知方向、地址，只知道离我们很近，也不知道东南方还有一个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

上车后，翻译和司机都以为东南方车辆往来很多的地方就是科威特大使馆，没有问路，只顺着警察手势走，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进入了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

我到希腊不久，科威特大使馆临时代办和以色列外交代表都未见过，误认为站在门口迎送客人的以色列外交代表就是科威特大使馆临时代办，一下车就急急忙忙与他握手，向他表示祝贺，并解释迟到原因。

当时《纽约时报》一名记者在场，问我到这里来是否意味中国承认以色列？翻译把“这里”译成“雅典”，我遂把这一很不寻常的问题只当作是他无故寻衅，予以简单顶回。当时也觉得记者表情迷惘。我未加理会，与正待离去的荷兰、墨西哥、乌拉圭等国大使略事寒暄，即与以色列代表告别，匆匆返馆。

《纽约时报》记者回去后就发了消息。第二天中午，在捷国庆招待会上遇到罗马尼亚大使。他把我的翻译叫过去，神秘地说了些什么。我见翻译神色不对，便过去问出了什么事？翻译一时竟然说不出话来。再三催问，他才冒了一句：“大使，我犯大错误了！”经向罗马尼亚大使再次询问，才知道我们昨天走错了地方，匆匆忙忙地在10钟内闯下了大祸！

从捷使馆回来后，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有强烈的负罪感。当时阿拉伯国家都敌视、痛恨以色列，对有关以色列问题特别敏感。为防止事态的扩大化和复杂化，我立即召开使馆党委会，决定采取三项措施：

第一，分别向希腊外交部和阿拉伯等各国使节说明我误入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纯系使馆工作上的差错，丝毫不意味我国外交政策有任何变化，力求尽快地、最大限度地消除错误造成的影响；第二，立即向外交部报告犯错误的情况，并作初步检查；第三，向使馆全体同志通报情况，要求从我的错误中汲取教训，改进使馆工作。

外交部接到我的报告后，复电同意补救措施，查询犯错误的详细情况，随后又打电话要我什么话也不要说，立即回国；由原定回国参加接待希腊副首相的政务参赞申志伟留馆主持工作。

这是一个非常安排，使馆同志都为我担心。翻译非常痛心，哭泣着说“我断送了大使的前程”，当晚写血书检查。为防止发生事故，我找他谈心，明确表示这次错误主要责任在我，我回国后承担全部责任，希望他不要过分紧张，而应汲取教训，立功补过。同时向他说明，我这次错误严重，但毕竟是工作错误，我可能不再当大使，也可能调离外交部，但组织上一定会分配我工作，谈不上断送。这次谈话后他情绪开始好转。

我坚决执行外交部命令，于14日下午乘法航班机回国，在上海机场休息时，遇到外交部韩念龙副部长夫人、新闻司副司长王珍。她低声告我，周总理在昨天的国务院办公会上对“雅典事件”极为恼火，说：“美国出了水门事件，我们出了雅典事件。这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特大丑闻，必须从严查处！”她说我回北京后要倒大霉，要我做好思想准备。

我15日晚到达北京。16日上午一上班，即去外交部报到。当时仲曦东、乔冠华两位副部长先后与我谈话。他们都说我这次闯了大祸，但态度很好，这么快就回来，事情就比较好办了。他们知道我有心脏病，都嘱咐我不要过分紧张，先休息两天，再写检查，谈其他问题。

他们这种态度使我深受感动，但我丝毫未敢懈怠，回家后立即写检讨，报告事件经过，拥护外交部第一次通报对我的严厉批评，恳请给我严厉处分。17日一早，西欧司司长王栋到我家中，说总理对“雅典事件”很恼火，总理办公室已用外交部名义发出通报，肯定“雅典事件”的性质是“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整个通报措辞严厉。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上午就要开会讨论，提出处理意见，要我赶快写检讨，以便一并上报。

我当即将连夜赶写出来的检讨报告交给他。与此同时，驻希腊使馆在接到外交部的通报后，也立即向外交部作了检讨，主动分担责任，并报告我到使馆后团结同志、积极工作，以及错误发生后积极采取补救措施、认真检查等情况。

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会议讨论了我和使馆的检讨，一致认为我所犯错误的确严重，但考虑到我态度正确，认识较好，建议根据惩前患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免予处分。让我先参加希腊副首相的接待工作，在国内学习一段时间，继续返希工作。外交部领导还主动承担责任，于18日下午召集部内和部属各单位全体同志，传达“雅典事件”，并结合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安排10天时间进行小整风。

外交部的报告于19日上报总理。总理立即批示“同意”，并决定我参加希腊副首相接待工作后，看看主要外交文件，立即返回使馆工作。当乔冠华副部长告我这一消息时，我实在大出意外，感动万分，心头的一块巨石顿时落地。总理于21日批发了外交部第二次通报。“雅典事件”至此可以说已经解决。

5月24日，毛主席看到总理批示同意免予处分的外交部19日报告，以及所附的我和使馆的检讨，亲笔圈掉原文中“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成为外交界的丑闻，影响极坏”一段话，改为“是没有调查研究的结果”，并把报告中提到的我对所犯错误认识“较好”改为“很好”。这样就把“雅典事件”的错误性质从根本上改变过来了。

总理见到毛主席这一批示后加批：“请外交部遵照主席批示，估计这次‘雅典事件’的性质，并对周伯萍同志的检查，按主席指示给以鼓励。同时要将主席指示在部内进行传达，对外通报也要加以改正。”外交部于26日发出了第三次通报，使“雅典事件”得到了彻底解决。

本来，“雅典事件”的性质，我在雅典向外交部作的初步检查和回国后的进一步检查中，都确认是“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因为从“雅典事件”本身看，把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国庆招待会当成科威特的，又糊里糊涂地到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去祝贺国庆，当然是既严重而又荒唐的政治错误。总理和外交部都同意了我的这一看法，并写入了外交部的通报和报告，是很自然的。毛主席予以否定后，我反复寻思，深感毛主席在这件事的处理上，又体现了过去实事求是和宽厚待人的精神，深感是莫大的幸运！

“雅典事件”圆满结束后，外交部专业刊物《外交史资料》刊登我写的“小事不谨慎，出了大事故”一文。国内不少报刊杂志纷纷转载，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党的重大历史事件述实”也全文刊出，流传很广。

有些同志建议我把检查原文公之于众，理由是我那篇文章讲的是事件发生和处理的情况和经验教训，而毛主席、周总理、外交部的批示都是针对我的检查说的，更希望看到我的检查的具体内容。

当时我认为这个意见合理合情，但多方考虑后，觉得还是另择时机发表为好。现在我正写外交生涯回忆录，是适当时机，故把当年的检查全文发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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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党的核心小组：

我完全拥护中央在外交通报上对我所犯极为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的严肃批评，和调我立即回国的决定。这是端正国际视听，遏止反动浪潮，严明外交纪律，变坏事为好事的英明措施，对我是一次极为深刻的教育和及时的挽救。

我这次误入以色列使馆，情节荒诞，出了大丑，资产阶级报刊大肆宣扬，国际上传为笑柄，严重损害了我国外交代表的形象；苏联借机攻击、挑拨，力图混淆国际视听，在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组织中可能引起某种误解和疑虑。在中希建交不久，两国关系正在发展的重要时刻，我作为首任大使，到任一个多月就犯下如此荒唐而严重的错误，不得不立即调回，给中央和部领导造成不应有的麻烦，错误的性质，是极端严重的。

我在坦桑工作期间，有过严重错误，回国后领导信任如初，这次又委以重任，出国前学习了大量外交文件，参加过学习班，姬部长在学习班结束时的指示，乔副部长和钟副部长在我出国前所给指示，都反复叮咛“务必十分谨慎”，自己觉得心中比较亮堂。出国以后，愿意恪守中央精神和上级指示，谨慎、积极立功补过，不料事与愿违，出国一个多月竟又闯下大祸，授敌以柄，严重损害党的事业，并且惊动中央负责同志，实在痛心疾首，无地自容！

这次极端荒诞的错误，是由连续四次错误构成的，谨将主要情节具体交待如下：

一、把捷使馆5月8日中午举行国庆招待会的请帖，误认为是科威特使馆5月7日的。5月7日12点半，我应约与希外交国务秘书谈希副首相访华问题，法文翻译随行，出门时见使馆门前增加岗哨，回来时又见往来车辆很多，回到官邸门口时，我要他饭后查问有何重要活动或情况。

他兼管礼宾和对外文书等工作，每次随我活动后还要写谈话材料或电报稿，任务较重，老怕遗漏外来文书出事，思想比较紧张，经我一问，他很心虚，就急急忙忙去办公室查看请帖，适逢值班同志问他“是否参加科威特招待会回来的”，他就认定我们所遇见的情况就是科威特使馆举行招待会，所以看请帖时，一眼看到捷使馆8日中午的国庆请帖上大使名字的第一个字母“K”字，就认为是科威特的请帖，再看时间是12点到13点半，离散场已只有10分钟左右，就更加着慌，没看日期，也没看地址，把请帖一扔就往回跑，告诉我说是科威特国庆，有请帖邀我出席，他过去忘记登记，犯了错误，并说科馆就在附近，问我怎么办？我一听也很着急，不加思索，就决定立即赶去，于是仓促登车，迈错了第一步。

二、以感想代事实，竟把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误认为是科威特使馆，又迈出致命的一步。科威特使馆在我馆西北，过去翻译和司机都未去过，只听说在我馆附近，并不知方向、地址；而我馆东南还有一个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大家却都不知道。当时翻译和司机都以为东南方车辆往来很多的地方就是科威特使馆，根本不问路，只顺着警察手势走，我也根本未问他们知不知道地址，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到了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门前，这就已临深渊了。

三、在这最后关头，如果我谨慎一些，下车后看看国旗，还有可能及时挽救，可是由于认定所到的地方就是科威特使馆，思想上毫无戒备，一下车，就急急忙忙进去了。科威特使馆临时代办和以色列外交代表我们过去都未见过，误认为当时站在门口送客的以外交代表就是科代办，于是向他解释迟到原因和表示祝贺。至此，大错铸成，避免错误的最后机会也失掉了。

四、进去以后，当西方记者问到“你们到这里来是否意味着承认以色列”的问题时，如果稍有警惕性，及时发现问题，乘机声明我立场，向记者做些工作，严正退出，情况也可能会好一点，可是翻译把“这里”译成“雅典”，而我也把这一很不寻常的问题只当作无故寻衅，简单顶回，出门时依旧与以色列代表握手告别。要不是8日中午罗马尼亚大使相告，还仍旧茫然无知。在10分钟左右，我就是这样急急忙忙，糊里糊涂地演出了这场大丑剧。

这次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路线觉悟太低，丧失了国际阶级斗争观念。希腊是两霸激烈争夺的地区，我在希建馆，两霸和国际上各种反动力量都不甘心，千方百计捣乱破坏，这一客观情况要求我们百倍提高警惕，处事极端慎重，而我在这一事件中，却右倾麻痹，完全丧失了敌情观念，忘掉了“外交工作无小事”这一重要真理，在复杂尖锐的国际阶级斗争中掉以轻心，草率行事，当了冒失鬼，以至一错到底，不可收拾，被敌人抓住了辫子。

我在这次事件中掉以轻心，与骄傲自满也是分不开的，平时思想上认为有了几年外交实践经验，对使团间例行活动一类问题，自以为能从容应付，认为这方面不会出乱子，所以当翻译反应为“科威特”国庆时，自己一听就下了决心，不索看请帖，不核实情况，不问是否识途，也不同别的同志商量，就仓促出门。如果当时虚心一些，稍微慎重一些，这次错误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我急急忙忙地登车出门，与自己怕犯错误，有患得患失思想也有关系，自己过去犯过大国主义错误，对此特别敏感，所以一听说科威特有请帖邀我参加国庆招待会，就感到不去要犯大国主义错误，急急忙忙赶去“补救”。这种怕犯错误的思想与麻痹、骄傲等思想混杂一起，就使自己在最需冷静沉着地考虑问题的重要关头，反而特别草率，这也是一条深刻的教训。

我对自己这次所犯极为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的损失，感到万分沉痛，但认识还很不深刻，为了教育自己，挽回影响，请求组织上继续给予批评教育，进一步给予处分，今后我决心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努力提高阶级觉悟、路线觉悟和继续革命的觉悟，牢记教训，不背包袱，振作精神，努力工作。恳切要求组织上早日分配我做点具体工作，俾能补过于万一。

敬候审示。

周伯萍 谨上

一九七三年五月十八日

“雅典事件”惊动了毛主席，严重干扰、冲击了周总理，确实是我国外交史上的一大丑闻，错误严重。毛主席异常宽厚地说只是缺乏调查研究，且给予鼓励；总理对毛主席的批示非常高兴，许多同志对我表示好感，使我更感愧疚。

我深知毛主席、周总理和许多同志的话，是就我对待错误的态度说的，错误本身是另一回事。我从未混淆两者的界限、自我开脱、冒充正确、忘乎所以，而是牢记教训，终身引以为戒。

我回到雅典后，一名西方记者散布谣言，说中国大使批判基辛格。外交部知道不会是我，疑是使馆有人向记者说过此话，电嘱查报。经过认真查询，无此问题。使馆向外交部报告：“5月间发生的‘雅典事件’，西方记者的报道事出有因，这次却是无中生有，纯属造谣。”外交部同意使馆意见，表示不予理睬。谣言也不攻自破。

“雅典事件”发生之初，国内批评极严，并采取非常措施调我回国，将给予严厉处分。全馆同志人人引咎自责，争担责任，并积极进行补救措施，无一人幸灾乐祸、落井下石。实在难能可贵，令我终身难忘！

-End-

文字 | 《非常时期的外交生涯》 

作者 | 周伯萍

图片 | 源自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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